2022年6月25日

总统俱乐部:美国历任总统关系背后的合与争

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肯尼迪总统准备封锁古巴之前,他清晨致电艾森豪威尔听取他的意见;

克林顿在担任总统期间曾经深夜致电尼克松,向他讨教如何与俄罗斯以及中国打交道,以及作为一个总统该如何安排自己的时间;

就在美国海豹突击队击毙拉登的那天晚上,奥巴马在发表电视讲话之前最先致电的两个人正是他的两位前任:克林顿和小布什。

没有什么样的关系比美国前后任总统之间的还亲密。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美国历届总统之间,无论发生过怎样的争执,最终都会走向彼此的和解。本质上他们都是独一无二的“总统俱乐部”成员,地位和经验决定了他们之间既像兄弟、又如敌人般的复杂关系。

本书讲述了由美国现总统及在世的前总统所组成的“总统俱乐部”运作的秘辛,披露了从胡佛到奥巴马,那些在任的以及卸任的美国总统们是如何相互与制衡的。作者在大量的调查、采访的基础上,向读者揭秘掌握美国最高权力的“兄弟会”。作品既可以满足读者对白宫运作内幕的好奇,又可获得关于美国政治运作制度的知识。

南希•吉伯斯(Nancy Gibbs) 《时代》杂志的副主编,目前主要负责封底散文随笔栏目。曾因2001年9月11日的黑边特刊,荣获全国杂志大奖。

迈克尔•达菲(Michael Duffy) 《时代》杂志华盛顿地区负责人,主要负责时代杂志平面及网络部门有关总统、政治、国家大事等方面的报道。

“你们是来聊我前任总统们事情的吧。”在哈莱姆区办公室,比尔•克林顿向我们打招呼道。他面容瘦削,声音沙哑,在忙完一整天后,语气中带着一丝欢迎之情。

天已经很晚了,外面又黑又下着大雨。窗外的街道上,灯光朦胧,依然喧嚣。而在屋内,电子门由两名特工把守着,门后是一间收藏室,收藏室的地上铺着木地板和厚重地毯。西面墙上是一幅画像,画像中的丘吉尔正看过来。架子上搁着科米蛙布偶,书桌后面放着一款老式投票机,投票机上还保留着当年候选人的姓名和投票时用的操控杆。

克林顿指着书架说:“这里就是我的总统图书馆,从华盛顿到布什总统的书都有。”书架上摆满了回忆录和人物传记。在接下来的谈话中,他不仅仅讲到了亚伯拉罕•林肯和泰迪•罗斯福,还谈到了富兰克林•皮尔斯和卢瑟福•B•海耶斯。

他向我们详细讲述了他爱戴的两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和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尼克松总统去世前一个月,他给我写了封信,阐述了俄罗斯问题,内容清晰易懂,写得很好…………我每年都会读一读。正是读了他的信以及乔治•布什后来给我写的一封信,我才学会,将来轮到我时,我要如何给我的继任者也写上一封。”

尼克松在信上说:“当您读到这封信时,您将就任我们的总统了…………我将坚决支持您。”

窗台上放着许多照片,其中一幅是林登•约翰逊总统的签名照。这是幅40年前的老照片了,当年克林顿在德克萨斯州为约翰逊助选,获得了这幅照片作为助选奖品。克林顿端详着照片,预测说:“多年以后,历史对他的评价会更加公正。”

同样,总统们也会善待彼此。“那些曾经在白宫椭圆形总统办公室坐过的人,他们会相互同情。前几天,奥巴马总统和我一起打高尔夫球,我们没有谈多少政治问题。有时候,你只需要有那么一个人,他能让你开怀一笑,或者是鼓舞你不要被坏人打倒。”克林顿回忆说,他那天实际上已经很累了,但“当我的总统召我前去时,我就去了,陪他打高尔夫,哪怕是在暴风雪中陪他打球我都乐意。”

他称奥巴马为“我的总统”,这表示,尽管两人在2008年美国大选上有过竞争,但大选后,两人的关系已经拉近了很多。本书想追踪的就是这种历程:前任总统和后来总统之间的既紧张又亲密的关系,有时候剑拔弩张,更多时候又亲密无间的关系。不管在通往白宫的路上经历过多少斗争,都不会有多大影响;一旦谁当上了总统,他们就会因各自的经历、职责、抱负和创伤而紧紧维系在一起。他们是总统俱乐部的会员,可能天各一方,却由电话、邮件和时不时的会面联系在一起。比如,2008年总统大选后,5位前总统相聚白宫,用卡特总统的话说,“他们在那里热心辅导了当选总统奥巴马,而不是对其进行说教。”

翻开总统俱乐部的整个历史,这个俱乐部的会员从来就没超过6位。此刻,不仅仅在华盛顿和纽约,在亚特兰大、达拉斯、肯纳邦克波特镇、缅因州还有布什家里,都有总统俱乐部的分支机构。当你爬上唧喳作响的楼梯时,你会看到,楼梯边上挂满了相框,相框里的照片异常珍贵,有些照片甚至在布什的总统博物馆中都看不到。就是在这里,老布什曾带着克林顿打高尔夫、过夜和冲浪,尽管克林顿在总统大选中击败了他。从2005年他们走到一起时算起,两人就没怎么谈过政治、国际问题或战略战术,他们之间更多的是一种友情。布什总统在一封电子邮件中曾说:“您是正确的,我们不谈这些。您也不必谈论这些。不管政治如何,您知道另一个家伙不得不做一些决定,您也很理解,而且您尊重这一点。”

总统俱乐部有它自己的会规,包括:服从在位总统、在大多数情况下保持沉默、不公开成员如何和睦相处及为彼此提供的服务内容等。1948年,当时的总统是哈里•杜鲁门,他私下里就表示过,如果艾森豪威尔决定在当年竞选总统,他愿意当他的副总统;1980年和1981年,尼克松曾秘密写信给罗纳德•里根,这些密信几乎为里根建立自己的白宫班底描绘了蓝图;2010年,卡特为奥巴马完成了任务,他也承诺不对记者公开任务内容。用克林顿的话说,“雄心壮志渐渐褪去后,对你来讲,更重要的是看到好事发生在你的国家,而不是去赢得一场场论战。有时候,当你看到太阳在早上升起,你就会很高兴了。你起床后只希望好事降临…………我不认为这是因为我们都变成圣人了。”

和其他众多俱乐部一样,总统俱乐部也源于乔治•华盛顿。这得感谢他一生中所做的第二个好决定。他最好的决定是同意担任总统;但之后他选择了离任,在两届总统任期结束后于1797年退休。这意味着,与其终生做美国总统,他宁可成为第一位前总统。

华盛顿所做的一切都为后来者树立了典范:领一份他并不需要的薪俸,这样后来的总统就不必要都很富有;用“总统先生”这个称谓而不是“阁下”,这样继任的总统能保持亲民;最重要的是和平让位,即便他当时仍受到无比拥戴。在那个时候,民主原则尚未经过考验,和平退位就是对民主原则的极度推崇。

华盛顿决定离任,总统俱乐部也随之而生。约翰•亚当斯就任总统后,这个总统俱乐部就是他们2人的俱乐部。面对来自法国战争的威胁,亚当斯提名华盛顿为军队总司令,直至他在第二年去世。不管私下里亚当斯有多嫉妒华盛顿,他是第一个发现前总统能起巨大作用的人。

在之后的两百年里,俱乐部成员的数量时有涨落。亚伯拉罕•林肯时期,成员数量达到了6位。当然,部分原因是在世的前任总统中,没有哪一位成功赢得连任。此后,直到克林顿1993年就任总统后,俱乐部才再次出现了这种盛况。那时候,尼克松、福特、卡特、里根和布什都乐于辅佐克林顿。和华盛顿一样,1972年,理查德•尼克松连任总统后,他身边就没有前总统了。哈里•杜鲁门在那年圣诞节后就去世了,一个月后,林登•约翰逊也去世了。在美国历史的那个危险时期,俱乐部销声匿迹了。

首先,因为总统之间的关系很重要,而且作为公众人物,他们之间的私交尤其重要。对于总统们来说,俱乐部对总统卸任后的生活很重要,有时候甚至能给他们带来想不到的好处。前总统们移交了权力,但影响力还在;于是,他们的影响力成了现任总统权力的一部分。团结一致要比单干作用更大,所有人都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们团结在一起,互相咨询、抱怨、安慰、施压、保护和救赎。

作为选民,我们会观察在任的总统,评判他们的表现,为他们的成功欢呼,在他们失败时赶他们下台。这是民主的责任。但是评判和理解不一样。而且,尽管总统的所作所为是最重要的,但他那么做完全是出于历史要求。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观察他们和前任相处的方式,从而了解他们的忠诚、竞争、相互同情和合作。俱乐部给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总统的新窗户。

其次,因为总统这个职位很重要,俱乐部的存在是为了保护总统。他们都当过总统,都知道这个职位的权力。他们相信,不管政府其他部门多么笨手笨脚,在其他所有人都失败时,总统肯定能服务人民、保卫国家。在总统选战中,他们可以支持自己所喜欢的任何候选人;而一旦新的总统当选,大家往往就默不做声了。约翰逊曾给艾森豪威尔送了一副金袖扣,袖扣上刻着总统印章标志。他说:“您和哈里•杜鲁门一样,是唯一有资格佩戴这副袖扣的人。如果您仔细瞧这副袖扣的话,您会发现,袖扣上面并没有说自己是人还是共和党人。”

这些关系并不只揭示了总统职位的本质,还反映了各种力量,这些力量形成了过去半个多世纪来的政治局面。在风平浪静的20世纪50年代,艾森豪威尔巩固了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遗产:这位共和党人当政8年,但并未取消“罗斯福新政”,而是有效支持了“新政”。到1968年时,美国内部很不团结,内部林登•约翰逊和他的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竞争激烈,与共和党理查德•尼克松发起的竞争相比,激烈程度毫不逊色。里根和尼克松之间的漫长、复杂而冲突的关系,或者后来里根和福特之间的关系,决定了接下来两代共和党人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同样,比尔•克林顿和巴拉克•奥巴马之间的关系也很复杂,反映了内部的世代斗争,在吸引中间派和选民方式上,很难说他们的争斗哪个更有效。

最后,俱乐部很重要,因为它成为了总统权力的工具。它并没有被写入宪法,并没有在任何书籍或法规中出现过,但它并不是不重要。它是前任总统们希望建立的同盟,现任总统则希望利用这个同盟,共同抬高自身并推进自己的议程。

世界上没有哪个俱乐部能有这般作用,这不仅仅是因为俱乐部入会门槛有多高,也不仅仅是因为俱乐部成员有多少特权。尽管这个俱乐部的宗旨和本能是服务自身,但当它发挥最佳作用时,它能为总统服务,帮助他解决问题,解决国家的问题,甚至挽救生命。

1953年1月20日,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举行就职典礼。台上,杜鲁门和赫伯特•胡佛打招呼,胡佛提议:“我想我们应该组建个前总统俱乐部吧。”

那个时候,总统俱乐部更是个概念,而不是实体机构。一些在位总统咨询他们的前任,但是除了分享各自事迹外,前总统能做的实在很有限,除非他们申请一份新的工作,比如像约翰•昆西•亚当斯那样成为国会议员,或者像威廉•霍华德•塔夫脱那样成为最高法院法官。1933年,卡尔文•柯立芝在去世前不久曾说过:“人们似乎认为,总统这台机器就应该运转不停,即便它已卸去了动力装置。”

但是在战后年代,总统们比过去要活得更长,影响更大,甚至在卸下权力后,他们的影响仍然存在。杜鲁门和胡佛终生是政敌,但是杜鲁门也知道,只有胡佛有经验和资格改革行政机构,从而应对核时代的挑战。通过他们的合作,杜鲁门批准国会成立胡佛委员会,并由胡佛担任主席。正是借助这个委员会,总统职位实现了史上最大的变革:权力集中,最终成立了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委员会、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总务管理局和统一的国防部,还有更多其它机构。

后来的每一位总统都应因此感谢他们。1957年,艾森豪威尔通过了一项国会法案,赋予总统俱乐部以正式的特权:俱乐部成员领取津贴,享有办公场所、通信权和退休金。约翰•F•肯尼迪作为百年来最年轻的总统,他非常清楚俱乐部的政治作用,利用一切机会邀请他的3位前总统回白宫拍照合影;约翰逊则发现了俱乐部对个人的作用,在肯尼迪遇刺上台后,他从总统俱乐部寻求到建议和慰藉。

肯尼迪遇刺的那个晚上,约翰逊对他的老对手艾森豪威尔说:“此刻,我比以往更需要您。”艾森豪威尔立即驱车赶到华盛顿,来到总统办公室,在纸上写下了他认为约翰逊在国会紧急联席会议上要讲的话。约翰逊强化了对所有前总统的安保力度,提供直升机,甚至给他们安排电影放映师。这样,如果他们在沃尔特•里德医疗中心接受治疗时,他们就能观看白宫图书馆提供的电影。

1964年,约翰逊在总统大选中赢得压倒性胜利,杜鲁门打电话祝贺他,约翰逊像兄弟一样予以回应:“我只是想让您知道,只要我在白宫当值一天,您就也是白宫的一员。您能和我共享这里的一切。您的卧室仍然在那里等您入住,您的飞机也会随时恭候您。”一年后,艾克(艾森豪威尔昵称)为约翰逊提供了处理越战的私人建议,这个建议相当重要,以至于约翰逊对他说:“您是我所拥有的最好的参谋长。”

尼克松,这个希望自己能永远起作用的人,甚至成立了一家私人俱乐部会所,地址就设在白宫大街对面的一座赤褐色建筑。这座建筑于1969年被政府收购,专门为前总统们服务,目前也还在使用。他和他的妻子帕特组织了首次俱乐部聚会,查访了所有第一家庭在世的成员,邀请他们到白宫做客,包括卡尔文•柯立芝的儿子、格罗弗•克利夫兰的孙辈、罗斯福家族成员,以及亚当斯家族的几十位成员。在尼克松的首届任期中,他有个特别理由要打击约翰逊;他们多年的关系既有友情,又有阴谋和勒索。本书将论证的是,在很大程度上,尼克松之所以垮台,是因为他需要保护秘密,而秘密仅限于这两位俱乐部成员知晓。

在所有俱乐部成员中,在野的尼克松为自己赎罪的路最长。因此,在1980年里根当选总统后,尼克松要确保一件事,那就是要让新总统理解前总统可能会带来的巨大价值:“1968年总统大选后,我去沃尔特•里德医院看望艾森豪威尔总统。当时他曾对我说,‘我听候您的差遣。’现在我也要对您说同样的话。”

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创立了俱乐部成员间的通讯方式:在通讯信封上盖上“绝密”印章,寄给他的前任总统们,并且为他们每人都准备了一部保密电话,电话可直通白宫总统办公室。

在克林顿上任时,他有5位前总统在世,他也渐渐明白,如何利用卡特和尼克松,让他们成为自己外交政策的左膀右臂,如何让福特加入总统弹劾法律辩护团队。正如他的顾问约翰•波德斯所说,克林顿知道“前总统是资产,是现任总统可以利用的资产”。

本书按照年份展开,但主线有时会发生变化,因为总统俱乐部也有它自己的生命周期;每一位总统都在他自己的总统任期里发现了它的价值,并用他自己的方式加以利用。同时,也有必要追溯历史,来了解他们间的关系是如何形成的。只有当你了解艾森豪威尔还是军人时和杜鲁门的合作,你才能理解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的仇恨。里根和尼克松的关系不是在1980年里根当选时开始的,而是在1947年就开始了。当时尼克松刚成为共和会议员,在调查好莱坞中的问题时,他和里根的关系就开始了;他们的信件来往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当然,布什家族的故事早在43年前老布什成为总统时就开始了。

哪一天谁会加入他们的俱乐部,对这个问题,总统们自然有强烈的兴趣。这尤其是因为他们控制不了让谁加入。他们就好比伯乐和保镖,通过验证众人的誓言,来看谁有条件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总统俱乐部历史悠久,但未来的总统在其演变中也起着作用,因此有时候也需要讲一下那些故事。

约翰•F•肯尼迪上任两年后承认:“没有人能为出任总统做好充分准备。”因为没有任何建议、任何手册可以拿来参考,而且每一位总统当选后都决心翻开新的一页。肯尼迪迫不及待摆脱艾克的军事管理风格,用一种更灵活和积极的方式取而代之。正如肯尼迪的顾问克拉克•克利福德所说:“他们都那么做,就好像历史应从他们重新开始一样。”。福特采取了激进的方式,他明确表明尼克松的黑暗时期已经结束,用他妻子的话说,就好比是做了切除手术一样。克林顿想要证明自己不是第2位吉米•卡特;乔治•W•布什则不想成为克林顿;巴拉克•奥巴马也不想成为他们中的任何一位。在总统俱乐部起作用前,他们所有人都得学会他们必须学会的东西。但是最终,他们都发现自己需要帮助。老布什认为:“当你第一次收到每日情报简报时,那种联系就开始了。当我们决定竞选总统时,我们都了解这份工作的重要性。至少我们认为我们知道。但是在你收到第一份简报之前,你不可能充分理解总统的责任。”

据一位曾服务过3位总统的高级顾问回忆,当这些既有才又自信的人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时,他们就会立即获得启示。他说:“当你上任后,你会发现一切都和你预期的、曾经信仰的或有人告诉你的不一样,事情要更复杂得多。你的第一反应是:我被人坑了。第二反应是:我得换种方式思考。第三反应是:或许他们是对的。不久他们就会问,这一切我要说给谁听呢?”

艾森豪威尔曾说,总统面对的问题是“折磨灵魂的…………当战士独自出现在战争的硝烟、呐喊和恐惧中时,赤裸裸的战场有时就好比总统的孤独处境。一个人必须认真地、慎重地、虔诚地思考每一个论点、每一条建议、每一种预测、每一个可替代的方法、每一个可能由他的行为导致的后果,然后——完全孤独地——做出自己的决定”。

完全孤独——因为当一位新总统需要盟友时,他的信任圈子就会缩小。没有人会像他家人那样对待他,没有人会像他的前任总统们那样了解事情是怎么样的。杜鲁门成为总统时,众议院议长萨姆•雷伯恩曾警告他:“为了见你一面,溜须拍马的人可能会愿意在雨中待上一个星期,会像对待国王一样对待你。他们会走到你身边,对你说你是世上最伟大的人,但是你知道,我也知道,你不是。”

总统所说的每句话,即使是对他的内部圈子所说的话,都会被分析、解读、执行;即使是问题,都会被当作决定。因此他得自我训练:不做空头评论,不自言自语,变得越来越谨慎;他担心人们只汇报他们认为他想听的。用肯尼迪的话说,“总统这个职位,不是个结交新朋友的好职位。”他和他的兄弟鲍比时常会想,也许他们在将来可能会写一本书,书名就叫《总统职位的毒药》。

但是,他们不能讨论这个毒药;你怎能抱怨你费尽千辛万苦获得的负担呢?托马斯•杰斐逊就把当总统比作一种“华丽的痛苦”。他们面对的只是艰难抉择和高风险:总统办公桌上绝不会有容易的决定。当人们嘲笑艾森豪威尔花了太多时间打高尔夫时,那时还没成为艾森豪威尔朋友的杜鲁门曾为他辩护道:“我确信,即便在高尔夫球场上,总统所面临的问题也伴随着他…………伴随到他可能去的任何地方。”但是,自从他们都开始打高尔夫,他们团结在更衣室里时,他们就显得“非常勇敢”了,他们并没有一直当旁观者。

如果有俱乐部宣言的话,宣言就像是泰迪•罗斯福的指责,抨击那些纸上谈兵的将军和自以为是的权威。他说:“重要的不是批评家,不是那些指出强者犯了什么错误的人。荣誉只属于那些竞技场内的人,他们的脸上满是汗水、尘土和鲜血;他们英勇地战斗;他们一次次犯错和失败…………但如果他们取胜的话,他们知道自己的成就会有多伟大;如果他们失败了,至少他们勇敢地进行了尝试。”

那也解释了总统俱乐部的一般规则。他们拒绝批评他们的继任者,因为总统是根据情报来行动,根据情报来承担责任,而外人并不完全了解情况。1962年初,肯尼迪对历史学家戴维• 赫伯特•唐纳德说:“对于还没坐到椅子上研究桌上的邮件和信息并做决定的总统而言,没有人有权利给他们打分,即便是对可怜的詹姆斯•布坎南总统也一样。” 在参加完肯尼迪的葬礼后,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一起喝了咖啡。关于为什么没有人能够真正理解总统们为何做出那些决定,他们认为:

于是,出乎所有人意料,他们开始了交流。在美国宣布封锁古巴的那个早上,肯尼迪曾打电话给艾森豪威尔,封锁古巴曾为核战争提供了合理理由。那种感觉是怎样的,世上只有另一个活着的人知道。艾森豪威尔对他说:“不管您觉得您不得不做什么,我肯定…………尽我全力支持您。”两年后,约翰逊上任时,他邀请艾森豪威尔去白宫,但又不能让外界知道,于是他让艾森豪威尔说谎,从而掩饰他去华盛顿的真正目的,这样他就能到白宫,并给予约翰逊一些非常需要的指导,甚至是一起过过周末。而克林顿则会给尼克松打电话,让对方了解他的每日安排,包括他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锻炼、工作多长时间等等,通过这样做来验证这对总统来说是否正常。尼克松去世后,克林顿说,那种感觉就像是失去了自己的母亲:“就在今天,我碰到一个问题,我对我的下属说,‘我真希望我能拿起电话打给理查德•尼克松,问问他有什么想法。’”

当他们不能交谈时,他们互相研究彼此。每一位总统在当选时,他们都会许诺为美国带来新的未来、新政和新境界。但是,他们也继承了前任的成功和失败。卡特说:“福特总统在任时做的每一个决定都影响着我的每一天。甚至,30年前,哈里•杜鲁门总统做的决定也在影响着我的每一天。”尼克松甚至对他的诸多前任总统的各种细枝末节了如指掌:谁服用安眠药、谁有痔疮。奥巴马问里根的团队,他如何才能集中精力应付重点问题,而不受琐事牵绊——以及当他沮丧时如何不让公众看出来。这些人曾经在同样的办公桌上工作过、同样的床上睡过、同一面镜子前剃过胡须、同样的后院抚养过孩子。当他们回访白宫时,他们会看看新主人做了什么新装修。但是他们都知道,事实上,这个人并没有改变总统职位,只是用了另一种方式生活。

2004年,乔治•W•布什在成功连任几周后,他坐在白宫椭圆形总统办公室里的圣诞树旁,一脸镇定神情。这位总统刚刚赢得了连任,尽管选战很不受欢迎,经济堪忧,公众对很多事情尤其是对他的态度充满矛盾。他被问起,在他做了几年总统后,他对他的前任总统的评价是更高还是更低了。

“你是说我的那些前任总统吗?真有趣。”然后,他毫不犹豫地说:“对他们所有人的评价更高了。”

他对克林顿的评价也更高了。他和克林顿一起构成了下一个俱乐部同盟。杜鲁门就曾说过:“没有什么谈话能比曾经政敌间的谈话更亲密了。”一位曾经为克林顿和布什都工作过的官员说,正是战争和丑闻带来的创伤让这对天敌成为了朋友。这两个人“都经历过令人难以想象的事情,而且他们都因此受到了创伤,因此他们都要问自己,如何才能在生命中找到平静。我已经经历过痛苦;或许和一位曾有过相似经历的人的友谊能带我到另一个境界去;它让我超脱往事,去到新的地方。这只是寻求平静的一种方式。但是我不能在一般人中找到这份平静,因为很少有人和我有过相似经历。”

总统俱乐部也有自己的行动职能,它的作用依赖于总统的需求和前任总统的技巧。1946年,杜鲁门派胡佛在57天内到22个国家预防战后人道主义危机。当里根到苏联访问时,他和尼克松一起评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线任总统布什邀请福特和卡特监察1989年巴拿马大选。奥巴马派克林顿去朝鲜解救两位被逮捕的美国记者。

这些任务的风险可能很高。老布什总统的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评论前任总统们时说:“他们拥有某种权力,因为他们的身份与众不同。但是,要利用他们,这很危险,因为,他们可能自以为他们知道的要比我们多,这一点既合情又合理。”经证明,总统俱乐部的一些成员既很有作用,又很令人气愤。比如,1994年,卡特受克林顿之托去朝鲜执行任务,他的任务很明确:送信,并带回关于金正日核计划的情报。然而,他却以中间人的身份达成了一项协议,阻止了危机。他甚至在CNN电视台上公开了这个危机。白宫官员聚集在白宫西翼的电视前,不想再控制他们的愤怒;一位内阁成员甚至直言不讳,称卡特为“叛徒”。

卡特想重温权力梦,认为自己身份不一般,能够提供帮助,这并不足为奇。很多人离任后的议程要比他们在任时的议程要复杂得多,这可以从他们所写的书中看出来,从他们领导的基金会中看出来,也能从他们所提供的建议之中看出来。就是在这样的严酷考验中,总统俱乐部完成了它最出色以及最糟糕的工作。在位的总统给他们光环、信件和飞机;他们既为国家服务,又为自己服务。尼克松在下台多年后曾这样说:“那些曾经拥有能力和权力来影响事件进程的总统中,没有哪位会满足于不参与其中。”

因此,不管在位总统是否邀请他们,他们都会让自己置身其中。1976年,尼克松向福特许诺他将在他眼前消失,但他却在那年的新罕布什尔州总统初选中期访问了中国。卡特和福特向乔治•布什提交了提高税收的提案,而就在几周前赢得大选时,布什还承诺不提高税收。卡特秘密游说联合国安理会反对海湾战争,布什对此也并不欣赏。有时候,前任总统最好销声匿迹。

这是总统俱乐部永恒的张力:修复坏名声是它的一项关键任务。如果前总统,如尼克松和卡特,以牺牲在任总统利益的代价修复自身名誉时,冲突就发生了。但是总统俱乐部成员更多时候是齐心协力的,而不是互相冲撞。他们会在总统图书馆成立的致辞中为彼此唱赞歌。他们在悼念中也极尽颂扬之辞。他们团结在一起,粉饰他们记录上的污点。

在比尔•克林顿时期,“美国经历了历史上最长的和平时期和最突出的经济繁荣。”他因为和“白宫女实习生的轻率之举”而陷入麻烦之中,但“他能因自己的行为向全国人民道歉,并且凭借自己总统任期上的表现继续享有史无前例的支持率”。乔治•W•布什“为每位纳税人减税…………建立现代化的医疗保险制度…………增强美国的军队…………建立同盟推翻威胁美国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暴力政权;将5000万人从中解救出来”。

你可以把修复名誉看成纯粹的自私自利行为,因为他们都在力争赢得历史的垂青。他们或许还会捍卫彼此,但不是出于同情或爱,而是因为总统俱乐部的作用就是保护总统职位本身。这个作用让他们的建议更敏锐,大部分时候确保让他们保持沉默,因为在未来某天,他们可能也需要得到宽恕。这就像是影子特工,为一个职位的权力保驾护航,这个职位的成员都一致认为,今天的美国比以往更需要这样做。有时候,继承光荣遗产能支撑机构的运行,于是像杜鲁门这样的在位时饱受诟病的总统,在往事回顾中却能得到无比尊敬,这对所有人都有好处。总统俱乐部成员不想让总统看起来很糟糕,不管谁当总统都是如此。

但是,总统俱乐部最秘密的协作并不在于干预谁有资格成为总统,而是在于捍卫总统职位本身。1960年,史上结果最接近的一次总统大选后,胡佛和艾森豪威尔都悄悄告诉尼克松不要对结果有争议,尽管当时谣言四起,称芝加哥周围地区的投票机器从43位选民那里登记了121张选票。这不是因为他们想看到肯尼迪入主白宫,而是为了保护总统职位免受合法性危机的伤害。胡佛对尼克松说:“我想,我们今天在世界上所面临的麻烦已经够多了。我们需要国家看起来很团结,这非常关键。”当肯尼迪和约翰逊因外交决策而受到攻击时,艾森豪威尔瞪着他的共和党人说,在危机时刻,“善良的美国人民只有一件事可做,那就是支持他们的总统。”福特原谅了尼克松,因为他归还了总统职位并让国家继续前进;虽然他在后来一次大选中失败,但是他永远捍卫他的选择。27年后,肯尼迪家族授予福特“勇气奖”,对这位曾原谅过他前任的总统,肯尼迪总统的家人也象征性地原谅了他。2008年总统大选后,乔治•W•布什对巴拉克•奥巴马说:“我们希望您成功。我们所有曾在这间办公室任职的人都明白,总统一职超越个人利益。”

当政治文化分裂的时候,总统个人服务于全体人民。你会看到,在激烈选战后,多位总统会一起坐到白宫总统办公室聊天,或者一起上路为飓风赈灾,看到他们站在彼此身旁,旧敌和解休战,而政治也在此刻停止,公共利益超越了个人骄傲或抱负。当比尔•克林顿和乔治•W•布什开始为赈灾合作筹款时,他们知道他们的交情完全超越了时代,所以他们才乐此不疲。克林顿说:“美国人喜欢政治,他们喜欢我们发表不同观点,因为他们知道,我们必须通过坦率的辩论来找到好的答案。但是,他们也会认为,辩论本身也有局限性。”他说,太长时间以来,政客们不仅仅不同意对手的观点,他们还鄙视和妖魔化对手的观点,整个国家也因此而遭受损失。“这对我们解决问题和做事造成了阻碍。因此,我认为,当人民看到乔治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会说:‘这才是我们国家应有的运作方式。’”

那么,在21世纪初期,总统俱乐部到底有多重要呢?在每一个时代,三大要素决定它的表现:在任总统的需要和选择、前任总统的需要和能力,以及一种对他们的合作或欢迎或谴责的氛围。并不奇怪的是,总统俱乐部的创立者们都承认这三大要素。胡佛和杜鲁门证明了他们能做到多好,而方式就是建立一种出奇高效的同盟。1945年,这个国家和全世界的大多数地区都四分五裂:对于这两个坚决承诺挽救这种局面的人,不管是国会和政党,还是公众,他们都不会反对。

这种情况,在其发展阶段,也是不寻常的。在艾森豪威尔时期,总统俱乐部失去了它大部分的影响力;那时,总统基本上感觉不到对它有需要。后来的总统可能会感觉到了那种需要,但缺少资源;尼克松不能给杰拉尔德•福特多少帮助,除了尽可能保持沉默。但是,长时间以来,总统俱乐部本身就已经成为一种势力,能够通过其成员的最好和最差的特点来改变历史的进程。

回到最初,当总统俱乐部成立时,尽管它后来展现出了自己的能量,但创立总统俱乐部的那个主意显得如此稀奇古怪,即便对那两位创立了它的总统而言,他们都不曾想到它会起怎样的作用。

哈里•杜鲁门原本是密苏里州来的杂货商。1945年春仓促上台后,他邀请赫伯特•胡佛共商国是。而胡佛,身为一位失败的共和党总统,早在13年前离开华盛顿时,就被当成是美国最受人憎恨的人,路人甚至向他的车队抛砸烂水果。他们是政敌,在性格上也相反。从脾气上来说,杜鲁门真实而和蔼可亲,而胡佛则显得冷淡、毫无幽默感,从不怀疑自己事业的正义性。然而,他们却分享了一段经历,更为重要的是,分担了一些公共任务。他们的世界观不一样,胡佛的信念在于个人的主观能动性,而杜鲁门的信念则在于建立美好政府的承诺。他们分别来自美国中部的爱荷华州和密苏里州,美国史上第一和第2位出生于密西西比河以西地区的总统。他们两人都不信任东部精英,都时刻谨守威尔逊总统的理想主义。这两人对他们党派的忠诚胜过他们的党派对他们的忠诚。

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去世后的第二天,杜鲁门对他的参议院朋友说:“我还不能胜任,我还不能胜任总统这份工作。”其实并不完全如此,至少他没让自己的骄傲影响他的需要。在战后的关键岁月里,杜鲁门的需要和胡佛的专长可谓绝配。在被战争摧残得体无完肤的整个欧洲,一亿欧洲人民面临着可能会饿死的危机。杜鲁门决心帮助他们,而胡佛知道如何帮助他们,基于这么简单的道理,他们自然结成了同盟。通过合作,他们两人拯救了无数生命,与20世纪舞台上任何另外两人相比,他们合作所拯救的生命要多得多。

胡佛为杜鲁门提供了如此完美的服务,杜鲁门接下来自然要请胡佛推销他的理念,让持怀疑态度的共和会支持他,帮助美国在世界上树立全新形象,并将欧洲复兴作为对抗苏联影响力的筹码。如果这还不够,胡佛后来还领导了一场改革,对总统职位进行了彻底改革,加强了总统权力,以应对现代社会的要求。对这两个几乎不可能成为合作伙伴的人来说,总统职位的改革是留给所有后来者的礼物。

杜鲁门给予了胡佛一样东西,这样东西对任何一位失败的总统来说都是梦寐以求的:一次倒回去重新来过的机会,重获曾被讽刺所湮没的同情,通过拯救总统职位消除自己作为倒霉总统的印象。杜鲁门认为胡佛可“比肩路易十四”,但这并不重要。他诚实而可敬,而且他们从来不讨论政治,因为他们有更为重要的共同点。杜鲁门说:“我们谈的是,做总统应该是什么样的。”

而胡佛,作为最不会掩饰自己感情的总统,他有一天写信给杜鲁门说:“您对我的友谊深入我的心扉,比您所知道的还要深。”杜鲁门收到这封信后非常感动,他将信裱了起来,这样它就能一直留到他死的那天。

时值1945年5月。那时,他才刚就任总统不到两个月。然而,就在德国5月7日宣布投降一个星期后,报纸就已经预警下一场灾难。在描述欧洲1亿平民所面临的巨大的饥荒问题时,《》报道:“这将是史上最严重的粮食问题。”德国城外,难民成群结队,很多人甚至虚弱到走不了路;荷兰城内,人们煮汤充饥,靠去除了有毒部位的郁金香球茎勉强果腹。三分之一的比利时儿童得了结核病;四分之一的贝尔格莱德儿童在周岁前就夭折。

很多年后,杜鲁门回忆道:“我知道我当时得做些什么,我也知道我需要谁的帮助。”尽管胡佛以采矿工程师身份发家,但他的声望却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担任伍德罗•威尔逊的食品管理局局长时获得的,他在饥荒中拯救了数以百万计人的性命。因此,杜鲁门邀请前总统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晤。

杜鲁门说:“总统先生,目前世界上饥民遍地,如果真有谁了解饥民情况的话,这个人一定是您。现在有充足的食物,但它们却没有出现在需要的地方。我现在想请您…………”

当杜鲁门对口述历史学家默尔•米勒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他说就是在那个时刻,胡佛开始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

“他就坐在那儿,就好像您现在和我这样近,我看到大滴的泪珠从他的脸颊上滑落。”杜鲁门说,他确信他知道是何原因。他告诉米勒:“这是13年中首次,首次有人关注他。”

一则很动人的故事,见证了现任总统的大度和前总统对于再次获得为国效命机会时的感恩。

做总统需要迅速学会如何编造神话,很多这样的友谊都需要一种高贵品质,而在现实中往往缺失这种高贵品质。回忆能起那样的作用,杜鲁门写回忆录以及和米勒的谈话时,他和胡佛甚至已难以置信地成了兄弟。但是,回到1945年,当年他俩之间的关系绝非如此温暖。

不管这两人有多想见面,他们的首次会见差点就没戏了,因为他们都在怀疑彼此的动机。而且,在两人会见结束离开时,他们也没打消对彼此的疑虑。尽管胡佛很高兴再次回到了权力的殿堂,他还是认为这次会晤“纯粹是政治性的”,是精心设计的,用来展现杜鲁门无党派偏见;杜鲁门绝不会给共和党人在政府中任职的任何机会。

杜鲁门没有解决难题的能力:他怀疑财富、特权以及俱乐部特有的安逸。他在密苏里的童年生活曾经很幸福,但因为他父亲在小麦期货上的豪赌而葬送;从18岁起,杜鲁门几乎就没有哪一天不在担心钱的问题。在通往白宫的道路上,他一开始只是《堪萨斯城星报》的邮件收发员,后来历经铁路计时员、银行职员、农民、士兵、杂货商,直至成为堪萨斯市操纵政党活动的政客,而在那里他还曾因为拒绝损公肥私而出名。当他在1940年参加总统竞选时,他甚至穷得连写信向他的朋友借钱的邮票钱都出不起。他知道不得不睡在车里的滋味;对他而言,没有什么地方像家。

那么,他是如何和胡佛这样一个富有、遥远而真实的人,一个因不想在白宫被监听而经常和妻子用中文交谈的人建立关系的呢?在1945年杜鲁门入主白宫时,胡佛住在曼哈顿沃尔多夫塔楼酒店的套间里,每年光房费就高达32000美元,周边的邻居是像温莎公爵和公爵夫人、科尔•波特和伊朗国王这般的人物,他们都有厨师随侍左右,而这些厨师即便是对鸡的烹调方法就多达71种。他的成功完全靠自己,他的居住条件如此优越,以至于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其实他在孩童时期就已经从真实经历中体会过贫穷意味着什么。

然而,杜鲁门开始欣赏起胡佛的优点——那些被众人忽视的优点。杜鲁门在他的一份回忆录里写道,胡佛不是那种“口衔金汤匙出生的富家子弟,他父亲是爱荷华州西布兰奇市的铁匠,双亲在他9岁前就已去世,他和他的兄妹们被分别送给亲戚抚养”。

凭借自己的独立、聪明和决心,胡佛成功进入斯坦福大学学习地理学,毕业后从事矿业工作,作为工程师得以走遍全世界。一战时期,凭借超凡的组织能力和贵格会教徒的博爱,他得以在伍德罗•威尔逊政府中担任公职。威尔逊让他负责粮食短缺问题;直到那时,战区多达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于饥饿的问题还很普遍。杜鲁门说过:“胡佛拥有拯救数以百万计即将饿死的人口的能力和人文情怀。”比利时的街道将以他的名字命名。在芬兰,他的名字成了动词,意为“帮助”。美国两党在1920年都偏爱他成为总统候选人。那时候,一位年轻的名叫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小伙子曾说过:“他绝对是个奇迹,我希望我们能让他成为总统。不可能有比他更好的人选了。”哈佛大学教职工的投票结果显示,胡佛和另一位总统候选人的得票比是2:1。

1928年,胡佛赢得了444张选举团票,真的成为了总统。他的荣誉中还多了一条,因为他在1927年密西西比大洪水中拯救了灾民。这让很多人都相信,凭借他的专业知识和组织能力,地球上没有什么问题他解决不了。他宣称,美国“史无前例般接近于最终战胜贫困。救济院正从我们中间消失”。甚至在8个月后,当市场崩溃时,人们还在颂扬他对危机的处理。《》断言:“处在他那个位置,没人还能比他做得更多,他的前任们很少有人能做这么多。”

4年后,富兰克林•罗斯福在总统竞选中大胜,除了6个州外全部获胜。历史称胡佛为“次品总统”,“跛脚鸭国会”考虑弹劾他,还有杀手试图刺杀他。人们指控“伟大的人道主义家”赫伯特•胡佛无视子民的痛苦,麻木冷漠,在白宫玫瑰花园用嫩牛排喂狗,却让有尊严的人靠在街角卖水果为生。华盛顿的抗议者喊道:“我们将把赫伯特•胡佛吊死在烂苹果树上。”

这一切怎么会变得如此天壤之别?有很多理论解释过,但是对我们而言,杜鲁门的观点最有道理。“我认为,他和他的政府因为别人的错误而遭到了指责。”他当时稳坐总统之位,也不必在他的竞选演讲中唤起人们对“胡佛大萧条”的回忆。杜鲁门说,胡佛那么轻而易举入主白宫,这就让他有先天不足。他曾经唯一担任过的政府职位是商务部长,他从未竞选过国会议员,甚至从未竞选过州长,他在1928年对他的顾问们说“我不会去讨好任何人的。” 杜鲁门说,他缺少对草根族的关爱,“根本不能真正理解…………美国人民的需求。”

或者说,他给别人留下的印象至少是那样的,而罗斯福则竭尽所能加深人们对他的这一印象。从总统大选日结束到罗斯福3月份就职期间,国家银行在风雨中飘摇。胡佛试图说服他的继任者和他一起行动,尽管行动方式可能会影响罗斯福自己的议程。罗斯福拒绝了提案。

杜鲁门总结说:“我想,这也是因为他的自负才阻止了他(罗斯福)听取别人的建议。总统竞选非常艰难,很多人把大萧条怪罪在胡佛头上,就好像萧条完全是由他引起的似的。他们将贫民窟称为‘胡佛村’,将空空如也的衣袋称为‘胡佛旗’…………罗斯福认为他在任何方面都比胡佛聪明,当他建议关闭银行时,胡佛都不知道不明白他在说啥。但是,关闭银行是必不可少的。”

罗斯福的拒绝确保了他将在彻底绝望的气氛中就职,也将胡佛锁定为史上最为人们所憎恨的总统。有谣言称,他在试图搭乘金融家安德鲁•梅隆的船逃往国外时被逮捕,潜逃时携带着价值2000亿美元的黄金。当股票市场回升时,戏剧家们甚至戏问:“胡佛死了没?”

罗斯福没出过一份力去转移人们对他的前任总统的责备,事实上,他还努力诋毁其名誉,从而为自己的成功铺路。罗斯福上任的第一个春天,内政部长哈罗德•伊科斯下令将加利福尼亚和内华达边界的大坝改名。这座大坝在胡佛担任商务部长时就开工了,在政府的众多财政预算案中称为“胡佛大坝”,改名后称为“巨石水坝”;1935年该大坝竣工时,甚至连竣工典礼都没有邀请胡佛参加。胡佛的纳税申报单被审计;胡佛生日时,白宫总统办公室也从来不给他致生日问候。

胡佛自己的政党也假装胡佛这个人不存在;1940年选战中,康涅狄格州共和党人不准胡佛出现在自己的州,因为他的露面将成为“毒药”。杜鲁门曾说:“为什么人们会那么长时间忽略赫伯特•胡佛的存在,我将永远理解不了这一点。他理应获得自己政党更好的对待。”

珍珠港事件后,胡佛讲话声援罗斯福的决定,并主动提出尽一切可能提供帮助。比利时、挪威、波兰、荷兰和芬兰都想获得胡佛的帮助;国会也向他咨询建议。国务卿科德尔•赫尔也几度尝试,想让罗斯福打电话给胡佛。但是罗斯福和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拒绝了胡佛为被占领国筹备粮食的好意,认为这将会帮了希特勒的忙,因为这将让希特勒不必承担供养他的占领国的义务。胡佛有时会被人嘲笑成一位亲德国的孤立主义者。杜鲁门对朋友说:“罗斯福忍受不了胡佛,胡佛也恨罗斯福。”对而言,如果让胡佛参与人道主义任务,就将意味着赦免掉了他们曾拥有的最有用的替罪羊。金融家伯纳德•巴鲁克曾向罗斯福建议请求胡佛的帮助,罗斯福听到后说:“我不是耶稣基督,我才不会让他死而复生的。”

罗斯福能接受的最大限度是允许胡佛和多位内阁成员近距离开会,会后由内阁成员向其汇报会议情况。《新闻周刊》怀疑所有白宫提案的真实性,理由是“美国历史上很少有哪届政府会如此这般丑化胡佛这位总统”。

1944年大会上,时任参议员的杜鲁门星途飙升,成为了罗斯福的竞选伙伴,胡佛仍然是他们的敌人。一位“新政”拥护者说道,总统候选人“认为赫伯特•胡佛是他们最理想的竞选对手。我们应该永远感谢赫伯特•胡佛,他已经连续12年成为我们获胜的法宝了”。

但是1945年,罗斯福去世后,杜鲁门突然发现,他自己成了胡佛之前的那个办公室的主人,他对待他的共和党前任总统的方式非常不一样。尽管他骨子里还是人,杜鲁门不想把任何决定都看成是政治算盘。不管是杜鲁门还是胡佛,他们都没有罗斯福那样的天赋,把政治变为伟大的做秀,也没有罗斯福人性中的敏感神经,也没有罗斯福的勇气,让自己成为总统形象的象征,而不只是当总统而已。胡佛是当时世上仅存的曾在危机中坐过那把交椅的人,也将永远被人们拿来和“圣人”罗斯福进行比较。因此,当杜鲁门发现自己面临着欧洲食物危机的时候,他并不反感在1945年春天邀请胡佛回到白宫的这个想法。

杜鲁门对那次会晤过程的回忆很生动,也具有选择性,这正如他对胡佛在此次会晤上表现出的风度。他回忆,那天早上,他在报纸上读到胡佛回到了华盛顿住在海尔索姆酒店的消息。于是,他拿起白宫总统办公室的电话并让他的接线员帮他接通了酒店的电话。接线员被总统亲自打电话这个做法震惊了,但电话那头的另一个人要更为震惊。

“我是哈里•杜鲁门,”他说,“我听说您在城里,总统先生。我打电话是想问问您是否愿意到白宫来一趟看看您的老家。”

“我猜您就会这么说,”杜鲁门回答。“我已经派了辆车去接您,已经在路上了。”

这又是个有关思想碰撞的美好故事;但历史记录再一次说了另外一个版本的故事。总统之间的会晤从未那样容易就发生过,尤其是这种会晤自罗斯福时代就已成为了过去,而且多数白宫官员也反对这么做。胡佛就算是要到白宫总统办公室附近走一遭,他也得通过多位中间人斡旋及细致准备才能成行。他知道他在周边还有敌人。如果杜鲁门只是突发奇想地拿起电话并邀请他去白宫的话,《》又怎么能赶在第二天一早的报纸上就对此次会晤做了报道?

事情的真实经过实际上要复杂得多。胡佛在战争行将结束之际迫切地想让自己派上用场。他只是有几个条件,因为他知道,他轻易就会被罗斯福的卫队阻止,而他本身也有些积怨。他整个春天都在努力让别人听到自己的声音。他帮助领导了一次全国性的行动,筹集了重达1.5亿磅的衣服。他抨击一年前成立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无能;如果这个机构不能给濒临饿死的孩子们带去食物,那就让陆军部接管。他一次又一次警告大家:“饥荒危机的时钟现在已指向11点59分了。”除了纯粹的人道主义担心外,美国军队的安全和对秩序的需求都要求给越来越绝望的人们搞到食物。

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去世的那天,胡佛给杜鲁门发了封电报,报文说:“所有美国人都盼您有力量战胜巨大考验,您有权获得一切服务来帮助国家。”

当然,这也包括他能提供的服务。杜鲁门敷衍似地感谢了这份良好祝愿,但回信的纸条上字迹潦草:“我向您保证,我将随时请求您的帮助。非常感谢您的好意。”

这就是胡佛一直在等的开端。他对他的一位朋友说:“既然华盛顿的态度有所改变,我可能需要经常动动身了。”他的希望被释放出来。他沉思着说,如果杜鲁门任命他为陆军部长,取代年老的亨利•史汀生的话,这个职位将让他完美地把救助物资送到那些需要的地方。

共和会女议员克莱尔•布思•卢斯访问了欧洲,她被当地的惨象惊呆了,要求任命“超级胡佛”那样的人来协调救济。有这种想法的不止她一个。5月上旬,史汀生自己就在扮演斡旋的角色。作为一名共和党人,史汀生担任过胡佛政府的国务卿,还担任过塔夫脱政府、罗斯福政府和杜鲁门政府的陆军部长,他在华盛顿可谓绝对的大人物,也是完美的总统“后门”。他悄悄地敦促杜鲁门,是时候打电话给胡佛了。在他的日记里,他写道,总统很“诚恳地默许了”这个想法,并且让它听起来像是他期望胡佛从今以后能随时过来似的。

但是没有任何官方的邀请。朋友们催促胡佛再次主动提供帮助。午饭后,伯纳德•巴鲁克也敦促他再次致电杜鲁门。胡佛回忆:“已经是第4次了,我不得不说明我不会去华盛顿,除非受到总统的直接邀请。”朋友们一直对他说,如果他出现在白宫的话,他将受到热情的接待,并被任命“去欧洲执行大任务”。但是胡佛相信,他们是在耍手段,不让官方主动提出邀请,从而不冒犯“左翼人士”。前总统这样总结,如果杜鲁门需要他的建议,他能自己提出来,“由于华盛顿小团体的卑鄙和恶毒…………我想对他们说,让他们全部见鬼去吧。”

于是在5月13日,史汀生邀请胡佛星期天到他长岛的家中午餐。胡佛的密友埃德加•理查德在他的日记里写道,这件事“很机密”。胡佛没有隐藏他的骄傲和怨恨。这些年来,一直在压迫他。如果杜鲁门想修复关系的话,他得行之得当。但是他的态度在软化;胡佛对杜鲁门的执政风格印象深刻,他告诉理查德,他认为杜鲁门将成为一位好总统,“尽管他是人”。

但是,那周晚些时候,当史汀生提议胡佛到华盛顿去拜访他和一些助手,从而探讨欧洲局势的时候,胡佛犹豫了。老朋友间非正式的午餐是一回事,但这个会议听起来太官方,而且胡佛不想让自己看起来像是削尖了脑袋想挤进那个圈子。史汀生说,他在“小题大做”。但是,胡佛一直听说总统身边的人说杜鲁门不想和胡佛扯上一点关系。据报道,罗斯福的拥护者、白宫发言人史蒂夫•厄尔曾说过:“如果胡佛想要得到任何东西,他得跪下来乞求。”

这将成为俱乐部的难题:你如何操纵那些总想着把总统们分开的顾问们?胡佛知道如何打通白宫门路,知道当一位总统想向他的助手们寻求建议时会发生什么。他能获得真正的内部意见的唯一方法就是杜鲁门自己这么要求。

那种姿态将要求杜鲁门做一些工作。杜鲁门说,罗斯福的拥护者“已经失去了他们的领导,他们现在垂头丧气”。他们在仔细瞧着,刷新着杜鲁门对罗斯福规则的违反记录,为胡佛恢复名誉是罪大恶极的事。杜鲁门等着他的幕僚第二天早上爆出这个新闻。正如其助手埃本•艾尔斯回忆的,“总统说,他想告诉我们他自己昨天晚上做的事情——而我们听了后都将会向他丢砖头。”

胡佛立刻回了信,会议定在5月28日;他的朋友理查德注意到,胡佛对受到邀请感到“兴高采烈”。访问当天早上的社论中,《》庆祝了当代总统俱乐部的成立:一次峰会“让这两个人互相协作,将比美国的任何两个人能更有效地减轻一亿人的苦难…………胡佛先生的建议一直在那里,但却在很长时间内无人垂询”。

胡佛稍微有点早到了,再次看到和感受那很久未见的大厅。他向那些在他任上就已经在那工作的员工问好。然后他在椭圆形总统办公室问候了杜鲁门。他对会议的记忆不像杜鲁门后来的回忆那样丰富。

胡佛处理问题的方式就像拆卸钟表,他向总统谈了他对食品危机的感受以及如何解决的方法。接下来至丰收的3个月是关键:要避免灾难,每个月需要100万吨的小麦。他提醒杜鲁门,当威尔逊让他负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救济工作时,他有权力减少繁文缛节,也能让“四巨头”在巴黎和谈,从而扫清他所遇到的一切障碍。“在接下来的90天里…………除了军队,没有任何机构能免除官样文章这个难题。”他强调了战略上的迫切性以及人道主义上的迫切性。他对杜鲁门说:“最低限度生活费意味着饥饿,而饥饿意味着会滋生。”

胡佛在家里时说过,杜鲁门应该成立一个与战争理事会平等的经济机构来战胜官僚主义,制定政策并减轻杜鲁门身上的担子。而且农业部长需要更大的权力来决定如何种植和分配食物。

他们谈论了日本问题,以及如何获得和平;他们讨论了与苏联开战的风险。杜鲁门问胡佛是否能将他的想法写个备忘录给他。

会议持续了近一个小时,这点值得注意,要知道杜鲁门是很吝啬他的时间的,他缩短了内阁会议一半的时间,并且将大部分的访客时间限制在15分钟内。当他们谈完后,杜鲁门回忆,他邀请胡佛,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可以在白宫过夜;胡佛对他表示感谢,但是他说他更想住在酒店里。杜鲁门后来写道:“如果我处在他那位置的话,我也会给出相同的答案。”但是他又补充说,他确保,不管胡佛什么时候来华盛顿,他都将受到最好的接待。

记者们急于向胡佛打听所发生的一切。他站在那里,再次站在摄像头前,媒体都想知道他想对再次回到行动中心说些什么。胡佛等这个时刻已经等了很久了。但是,这位前总统用一种奠定总统俱乐部首条原则的姿态没有发言,让他的继任者传达信息。“美利坚合众国总统有权宣布他可能对访客说过的任何事或访客对他说的任何事。”

杜鲁门确实获得了政治利益。《时代》周刊报道,胡佛的访问,“既聪明又大方。通过关键一击,他赢得了共和党人的一片掌声,而且很明显地提醒了全国,现在迫切需要为欧洲提供食物。”胡佛怀疑,这次努力的表面文章要比实质内容更重要。他在自己的记录里总结说,杜鲁门“只是想给全国留下一种充满善意的印象”。

回到沃尔多夫酒店后,胡佛开始写他答应杜鲁门的会议备忘录。他仍然对白宫警卫持怀疑态度,于是他通过杜鲁门的新任白宫发言人查理•罗斯将备忘录交给杜鲁门。另外他还写了份便笺:“我现在给您送去这封信,但我不知道在现有的体制下,这些东西要经过几手才能到达您的手中。”罗斯确保杜鲁门收到了备忘录,然后总统将备忘录传递给了他的内阁,并且让国务院分析关于日本的和平提案。他授予军方很大的权力处理救济工作,为他和胡佛在接下来的一年要做的工作打下了基础。在访问过去一周后,胡佛公开感谢总统做了一份“令人钦佩”的工作。

但是,正是杜鲁门从会议上采纳的建议满足了总统职位的不寻常需求。3天前,在他的日记里,他记录了此次会议,他没对食物救济、日本问题或其他事情多说什么,除了说了句讨论很“愉快和有建设性”。

杜鲁门曾对他的母亲说过,在华盛顿这个舞台上,每寸土地上的歌唱家的数量都要超过全国所有歌剧公司加起来的歌唱家总数。胡佛对此也有所了解。

“我们讨论了我们的主要问题,并且想知道是什么造就了它们。有人在尊严和特权上遇到麻烦了。当一个人与总统的关系很近时,那就糟糕透了。他身上会发生一些事情。”这甚至对杜鲁门的老参议员朋友们也是如此。他们可能会过来聊天喝酒,然后回去就对记者们夸夸其谈自己是怎样帮助哈里拯救了世界。“那种公众情结很糟糕,很少有人能摆脱它。当那些没有啥缺点的人过来时,我会努力抓住他。”

那天晚上,总统脑子里还想着什么?整个世界都压在他身上时,作为这个星球上最公众的人物,他感受到了那种特有的孤独。那天早上,他步行穿过大街到圣约翰教堂,并钻进最后一排座位。他认为教堂里能认出他的人不超过6位。他在日记里写道:“当家人离开时,我总是感到很孤独,没有人再关心我戴什么领带,理什么发型,穿什么鞋和衣服。”

在他致胡佛的感谢信中,杜鲁门加了个后记:“我很感谢您能来看我。这让我倍受鼓舞。”

两个月后,杜鲁门亲自视察战区,去了解事情到底有多糟糕。1945年8月,去柏林城外参加波茨坦会议时,他乘车穿越整个城市,城里遍地是病人,四肢不全,充满绝望。正如历史学家大卫•麦库卢所说,所有战时总统中,不管是林肯、威尔逊还是罗斯福,他们都不曾看到过杜鲁门看到的情形。用总统自己的话来说,柏林成了“十足的废墟”。人们脸上那木然的表情萦绕在人心头。

接下来的几周,事情变得更糟了;太多的欧洲农民已经被征兵入伍,太多的肥料已经被改制成炸药,太多的农场机器厂已经被改造成弹药生产厂。到9月时,农作物收成不好已经成定局,饥饿的威胁越来越大。尽管签署了国际协议,但苏联对待协议条款似乎很随意,他们已经在一个接一个地吞噬那些被削弱的国家。

同时,美国工人也不安宁,房屋短缺问题明显,杜鲁门的内阁有点难以驾驭。杜鲁门发表了一份16000字的咨文,描述了他在医疗保险、住房、教育、失业和最低工资方面的目标。这些目标让共和党人和南方人感到愤怒。国会中很多人震惊地发现:哈里•杜鲁门竟是位自由派人士。

胡佛和杜鲁门继续联系着,前总统密切关注着各方利益博弈,他对一位朋友说:“杜鲁门没有他前任的那种熟练的政治手腕和收买政要的能力。”胡佛会同情别人;在其总统任期期间,他成功分化了共和会,甚至他自己的一位专栏作家好友都称他为“世界上最左翼的总统”。

杜鲁门并不是很愉快。圣诞节时,他和贝丝回到密苏里州的家里,但是圣诞过得并不是很好。过了几天,回到白宫后,他给贝丝写了封古怪的信,写好后并没有寄出去,而是很明智地把信锁进了抽屉。信上说:“我现在身陷白宫这个巨大的白色坟墓中,这里充斥着抱负和荣誉。”贝丝近来一直不很支持他。他的信听起来有点沮丧。“没有谁像我现在这样需要帮助和支持。如果我能利用我们国家最好的人才,再加上我家人的一点帮助,我将能完成任务。”

对于解决他眼前迫在眉睫的问题,最好的人才恰恰就是赫伯特•胡佛。几天后,1946年1月4日,新任英国工党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发电报给杜鲁门警告说,食品危机恐慌蔓延,重建工作举步维艰。欧洲的小麦和亚洲的水稻供应量低于预期;在荷兰水坝被毁的区域,大部分已被洪水淹没。德国汉堡爆发了食物骚乱,洗劫了意大利西西里岛;罗马尼亚和匈牙利人不得不靠吃橡树叶子度日。旱灾和蝗灾让非洲和印度粮食大幅减产,甚至加拿大的小麦产量也下降了25%。杜鲁门说,艾德礼“请求我采取积极的行动”。

农业部长克林顿•安德森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扮演着重要的中间人角色。他在内阁会议中宣称,不管美国的农民能生产多少小麦,都不足以兑现美国对海外国家的承诺。他打电话给胡佛,胡佛既了解问题的严重性,也知道杜鲁门处理问题能力上的局限性:在1946年冬天,让美国人减少自己的粮食消费来增加食品出口,这个时机很不适宜。随着战争的结束,人们感觉自我牺牲不再是为国家服务,更像是痛苦。人们排队购买糖、长袜和洗衣机;由于战时物价控制逐渐变松,工人要求更高的工资,通货膨胀的风险在提升。

但是胡佛不相信定量配给和政府管制。他宣扬自愿主义:很多人还记得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表现出来的领导力,“胡佛式政府公关”,1917年胡佛担任威尔逊政府的粮食大臣时组织过“周三不吃小麦,周一不吃肉”的活动,以此节约粮食出口国外。胡佛向安德森提建议,请他劝服总统发起这项节约资源的计划,杜鲁门立即这么做了。2月6日,杜鲁门列出了9点紧急粮食计划,包括减少美国威士忌和其他以粮食为原料的酒的产量,限制使用粮食喂养牲畜,从小麦中提取更多面粉,并让面包更灰些。

杜鲁门的广播讲话犹如雷鸣。大多数美国人开始意识到,养活全世界的任务现在落到他们的肩上了,但是大多数人还认为他们正在做的是一份漂亮的工作。现在,没有明显地削减粮食消费来增加出口量,欧洲正面临着灾难。1亿欧洲人民度日如年,每天的食物量不足一般美国人一半。杜鲁门说:“现在与任何战争岁月相比,由于缺乏食物,更多的人面临挨饿甚至饿死的危险,或许人数要超过所有战争时期的总和。”

胡佛立即做出了贡献。他从沃尔多夫酒店的房间里发出一份声明,警告人们眼前所面临的“严峻的工作”,敦促美国人支持他们的总统。但杜鲁门需要的不仅仅是鼓励。2月,当安德森追踪到胡佛在哪的时候,胡佛正在佛罗里达州钓鱼。胡佛是否会愿意立即前往华盛顿主持紧急市民委员会,来增强人们的意识和促进粮食节约行动呢?他们愿意派架专机,不管是陆用还是水陆两栖的,去请他回来。

其中有些奉承话:据安德森说,胡佛在去年夏天就给了他最好的建议,而且他警告过的所有事情都已经成为事实。为了不让胡佛怀疑这是个陷阱,安德森提前向他保证说,这“不是炒作的政治安排”。

胡佛回了封电报,说他愿意提供帮助,而不是浪费他的时间。他认为市民委员会能力有限:他在去年5月就跟杜鲁门说过,所有的粮食管制应该由农业部长负责。胡佛向安德森抱怨说:“有人告诉我华盛顿并没有这么做。现在应该这么做了。”然后他指导安德森实施下面的方案,包括:需要对粮食需求量和富余粮食量进行全球评估,需要执行全国节约计划,需要协调整个食品行业。安德森仔细聆听,杜鲁门遵照建议逐条实施。

第二天,即1946年2月27日,杜鲁门给国内最有影响力的几位先生和女士发了电报,包括:《时代》周刊和《生活》杂志创始人亨利•卢斯、《》出版商尤金•迈耶、民意测验专家乔治•盖洛普、美国通用食品公司董事长、美国商会会长和妇女投票者联盟主席。

杜鲁门写道:“我现在请您和其他几位具有公益精神的市民3月1日周五下午三点到白宫东翼开会。”电报上还加了点甜头:“前总统胡佛已经接受了我的邀请并将出席会议。我希望获得您的支持。”杜鲁门不在乎有人反对他会晤“那个可鄙人物”。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次会议是“自我就任总统以来,我认为,在白宫举行的最重要的会议。”

在整个委员会聚齐前,胡佛就提前到达了白宫。他先跟杜鲁门私下进行了交流。他们谈论了安德森评估的粮食供需之间的差距。胡佛认为评估的数据“惊人的不符,因为如果数据是正确的,世界将面临着巨大的灾难”。他们的最大希望是最大限度减少人口死亡。杜鲁门对胡佛说:“我有份工作需要交给您,除了您,本国没有谁还能完成。”他们需要将粮食从拥有粮食的人的手中转移到需要粮食的人的手中,并且还要生产出额外的1100万吨谷物弥合供需差距。杜鲁门说:“如何供养国家和人民,您是这世界上最有经验的人。”他说,请搭我的飞机,挑选工作人员,不管您需要多少时间,请调查一下我们能做些什么。

胡佛后来回忆这个请求时说:“我勉强答应了请求,因为我已经71岁了,我的时间本来是用在打理家乡的几个教育、科学和慈善机构的。”但是,尽管胡佛经常胆怯,但他却很少谦虚,他不认为还有其他人能承担此重担。一些有身份的人需要和最高领导会见,面对面会见,并且和当地人和媒体交流。还有谁能比一位曾经战胜过饥荒的前总统更合适呢?

那天晚些时候,当委员会全体人员和杜鲁门、胡佛还有主要的内阁成员开会时,会议要求削减25%的小麦消费,降低超额消费,直至欧洲获得粮食丰收。休会时胡佛说:“文明的命运将依赖于未来4个月美国人民是否愿意做出牺牲,是否愿意将世界从纷乱中拯救出来。”他再次强调需要设中央粮食大臣,消除瓶颈和终止将宝贵的粮食喂养牲畜,而不是供应给饥民。但是,再一次地,他尊重杜鲁门的总统特权。当记者问他怎样才得以将自己那设置粮食大臣的想法灌输给杜鲁门时,他拒绝回答说:“不公布我对总统的说话内容,这已是我的惯例。”所有人听到此话都笑了。

胡佛和杜鲁门在白宫会见4天后,杜鲁门和温斯顿•丘吉尔回到了他的老家密苏里州。丘吉尔在密苏里州富尔顿县的演讲动摇了战后和平的基石。他也警告了欧洲的局势:“没有人能想象出那种‘无边无际的人类痛苦’。”但是,饥饿并不是唯一的威胁。丘吉尔警告说:“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市到亚得里亚海的里亚斯特市,一张铁幕已经从欧洲大陆落下。”可以肯定的是,民众很绝望,秩序已完全破裂,为了不让苏联的影响力因此而增强,这种决心才是胡佛使命的基础。

供养他们很重要,赢得他们的忠诚更重要。第二天,《》发表了一篇尖锐的社论将二者联系在一起。“自欧洲胜利日和对日战争胜利日以来,美国在海外受欢迎的程度已经有所降低。想到我们能通过友好的行为恢复这种欢迎度,这让人很愉快。”胡佛的旅途能实现很多有用的目的。《》说:“如果美国方式能明显解除饥饿危机的话,它将比其他方式更有优势。胡佛先生再次重操他很久以前的旧业,这是美国主义的完美论据。”

在出发之前,胡佛发表了一次全国广播讲话,呼吁美国人在道德上帮助应对这种处境。5亿人处于危险之中,现有的富余粮食只能解决一半的问题;创造性和节约将解决另一半。胡佛说:“如果你的邻居正在挨饿,你将给他们提供粮食,对于那些无助的妇女和儿童,你是否能把其中一位想象成你餐桌上的一位看不见的客人呢?”

一个星期的磋商后,3月17日星期天,胡佛和他的团队从拉瓜迪亚机场搭乘绰号“忠实的牛”的军用C-54飞机出发了,那驾飞机之所以有这个绰号,因为它在起飞和降落时会发出哞哞牛叫似的噪声。这次旅程将在5天内访问22个国家。在接下来几周中所见到的景象让他多年难以忘怀。在华沙,十间房子有九间被摧毁,他注意到“城市中充满复仇的恐惧。”他参观了贫民窟、施粥场和孤儿院;他听到一位妇女对他说“我们厌倦了死亡”。当这个团队去罗马号召人们提供帮助时,其中一名成员注意到,即使是最奢侈的酒店菜单也“只够一只金丝雀享用”。

收集数据,然后将其整合,再用来提高能获得的粮食的供应量,并将其分配到最需要的地方,这是最大的难题。在挪威,胡佛得知有20万吨富余的鱼,但如果有更多的盐来保存这些鱼的话,这个数量还可以翻番;于是他安排美国在德国的官员去弄所需要的食盐。

财政部长约翰•施奈德在回忆胡佛的行动时说:“他找到了大量储存的粮食和黑市上的粮食源。如果没有他对社区的知识、背景、了解和熟悉的话,我们很可能对其一无所知。他的经验和身份对我们很有用,因为我们知道了市民和政府过去玩的把戏。”

杜鲁门渐渐意识到胡佛不仅仅是有用的海外替身。如果使用得当的话,胡佛能在国内给他帮上更大忙。当胡佛在4月中旬前往开罗时,杜鲁门和安德森还有饥荒紧急委员会主席切斯特•戴维斯共进午餐,他们决定召胡佛回国发表演讲,强化人们的意识。总统在第二天发了封电报。“紧急需要您回国一趟,告知公众您在访问中所发现的情况,以此促进赈灾工作。”

胡佛坚决反对。一方面,如果他推迟行程,印度、中国和日本人民将很失望,影响美国的友好形象。他提议做更激进和史无前例的事:总统俱乐部首次广播。广播中,面临众多国内压力的现任总统要求前总统成为他的合作伙伴,并加强自己的影响力。于是,他们准备了一份联合宣言,并于4月19日晚在四大广播电台由白宫的杜鲁门和埃及的胡佛先后公布。

杜鲁门先开口。他说,胡佛从前线发回的报告“一次次地让人更加理解那边人民所面临的绝境…………如果我们不少吃点,数百万人肯定将死去”。他请求美国人一周两天为欧洲人“苦行”节食。他默认自愿式节约行动不足以解决问题,于是加强了行动力度。那个晚上,安德森宣布减少面包店的小麦用量、政府大量采购燕麦供出口,并为5月25日出口的每蒲式耳小麦多提供30美分奖励。

接下来是胡佛发言。相比杜鲁门的务实,胡佛更有说教味道,寻找那些能打动人心的话语。尽管多年来他一直在敲警钟,胡佛第一次感觉到,这一回人们将真的用心听他讲话。几千万人收听了广播,这也是自离开白宫后,迄今为止胡佛首次拥有这么多听众。他强调了战略上的势在必行和个人应尽的责任。他说:“拯救这些人的生命不仅仅是世界复苏的必要条件,也是世界道德和精神重建的一部分。”

至此,胡佛的角色就不仅仅是杜鲁门的大使和代理人了;他是杜鲁门的海外情报员和国内的公共关系管理人。几天后,他警告杜鲁门多个欧洲国家可能会“非常积极地渲染”指责美国没能完成供粮任务。他引用了英国《笨拙》杂志上的一幅指责美国贪婪和自私的漫画。杜鲁门回了封绝密电报,感谢胡佛的足智多谋,以及他的所有努力,让美国获得了信誉。杜鲁门写道:“在这次非常危险的旅程中,我深深理解您所做出的个人牺牲和承担的风险,您所取得的优秀成果将对本国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当两位总统再次见面,也是年内的第4次见面时,他们考虑的就不只是饥饿问题了。他们谈话的大部分内容是关于苏联问题。杜鲁门抱怨和苏联人打交道很困难。胡佛在他的笔记里记录说:“我对他说,只有一个方法对待现在这群俄罗斯人,那就是要有种好斗的精神。”那是他们能听懂的唯一语言。胡佛甚至还为杜鲁门起草了一封电报发给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敦促其增加对芬兰、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的粮食援助,帮助他们度过危机。

然后,胡佛回到广播前发表了一次激情演讲,这次演讲和他做总统时不一样。“《启示录》里的四骑士中,那个叫作战争的骑士已经消失了——至少是会消失一阵子,但是饥荒、瘟疫和死亡仍然在冲击着世界。饥饿就像是如影随形的访客。它一日三次坐在焦虑的母亲身旁。它不仅仅带来痛苦和悲伤,还带来担心和恐惧。它让政府混乱而无力,甚至导致其垮台。它比军队还要有破坏性,不仅仅破坏人类的生命,还破坏人类的道德。在它的侵略下,生存的价值消逝,文明的成果破碎。”

还有一次机会转危为安:但是那需要让拉丁美洲,尤其是阿根廷扩大粮食出口。那不仅仅需要和阿根廷新任总统胡安•贝隆进行微妙的外交,杜鲁门、胡佛和美国国务院间也需要斡旋。

关于派胡佛出使拉丁美洲这个想法,安德森警告杜鲁门,“国务院将抗议”。职业外交家们都不怎么欢迎业余外交家,哪怕他们曾担任过总统。杜鲁门对此回应道:“我们不会给他们这个机会的。我会立即宣布这个决定。”美国曾想尽办法阻止贝隆上任,结果让美国和阿根廷的关系搞得很僵。胡佛在他的日记里写道,那种努力可能完全是在浪费时间。但是赌注线万吨粮食,这赌注不容不尝试一把。

这就是胡佛答应杜鲁门的第二个使命,时间是1946年6月。这次旅程并不愉快,要在25天内访问11个国家。在委内瑞拉,他栽倒在浴缸里,还摔断了几根肋骨。在阿根廷,他出席了一场国宴,在219名客人中席位设在第196位。但是,“我下定决心,如果我能弄到那160万吨粮食…………哪怕是啃阿根廷的泥土也罢。”

当胡佛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时,贝隆已经连续48个小时在办公。在阿根廷总统大选中,有人掀起了反对贝隆的“全面战争”,而美国大使馆期间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着反对派总部的角色。美国大使使出浑身解数拖延胡佛与贝隆见面。但是,墨西哥大使做出了贡献,而且教皇也已经事先做了工作。胡佛和贝隆开了两次会,贝隆“非常诚恳”,他甚至将自己大选中所取得胜利归功于美国的反对。他对胡佛说,这让他得以号召国民“与北方巨人战斗”。胡佛说,贝隆的夫人伊娃具有埃莉诺•罗斯福夫人的智慧以及海蒂•拉玛的容貌。

贝隆抱怨说,即使战争已经结束10个月了,美国还没有停止它对阿根廷的战时贸易限制,这让阿根廷失业率上升。此外,阿根廷的黄金储备仍然冻结在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里。胡佛对此是否能做些什么?

贝隆补充说,他的战争不是针对欧洲人民,并且他也发布了行政命令,要在几周内释放更多的粮食储备。胡佛也兑现了自己的诺言:他一回到华盛顿就和杜鲁门碰了面,告诉他阿根廷黄金冻结和贸易限制这些事。正如胡佛的回忆,杜鲁门说他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抓起了电话就打给国务院。

胡佛回忆:“我只听到对话一方的话,但那就够了。”总统命令撤销贸易壁垒和释放阿根廷黄金。胡佛问杜鲁门是否可以让贝隆知道这件事,“这样可以让美国和阿根廷的关系不那么紧张。杜鲁门先生同意了,于是我给贝隆总统发去了一封电报。”

在几乎一年中,杜鲁门和胡佛从完全的陌生人和政敌变成了好伙伴,在处理国内外事务上相互信任,在公开场合和私下里都成了好朋友。他们一起冲破了繁文缛节,击垮了官僚作风,讨好了独裁者,搬开了一两座大山。杜鲁门总统任期的第一年赌注很高,是胡佛确保了他的胜利。到那个月的月底,杜鲁门可以宣布,美国已经提供了550万吨粮食,兑现了美国做出的承诺,并避免了人道主义灾难。

胡佛对他的朋友说:“我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因疲倦而向我抗议,我要离开去休息一会儿了。”

那年即将结束时,杜鲁门私下里写信给胡佛说:“您真正服务了全人类。”现在,这两位总统已经与共同的敌人进行了足够多的战斗,为他们间的那种友谊播下了种子。“我知道,在将来任何时候,如果我需要您的帮助时,我都可以指望上您。”杜鲁门如此写道。

已经很清楚的是,在未来欧洲走向以及实力均衡问题上,苏联人和美国人看法不一致。美国人最想做的是撤军、复苏和重建,他们反对欧洲大陆事务,因为那会让美国卷入苦战。在这个时期,杜鲁门明白已经没有了回头路。现在是美国的世纪,美国必须领导世界。

然而,让美国人民接受这个观点,让共和会接受这个观点,那需要能量、创新、运气以及那种只有总统俱乐部能提供的超级说客。

杜鲁门想做的事情野心太大,一个人根本无法完成,即使当时并不处于政治困难时期。战争结束时,杜鲁门的支持率高达80%;到1946年底,支持率跌至32%。有人批评他愚蠢、庸俗,内阁会议迟缓,批评他会说错线年中期选举中,候选人不要他出力帮忙;有些候选人在集会上播放已故罗斯福总统的演讲。他的政党惨败,国会在16年内首次落入共和党人手中。

1947年初,杜鲁门面临的首要挑战是如何处理德国问题,这是自战争结束后的焦点问题。我们是否要让它保持羸弱,让它成为一个美好的永远不会再成为威胁的国家?或者,德国是否注定要成为欧洲经济的引擎,是否让它越快地站起来,对大家才更好?杜鲁门和胡佛认同后一种观点;而现在的问题就是要说服共和会批准一项大规模的援助德国计划。

杜鲁门需要找一位使者,这位使者必须要具有胡佛的国际地位和国内政治影响力,而不是某个无名小卒或外交家。这有他自己的理由。总统的政治动机即便是在那时也是透明的。第二天报纸的头条是这样说的:“总统希望调查者的调查结果能让国会共和党人印象深刻。”杜鲁门希望获得3亿美元;如果胡佛回来后确定美国的方法行之有效的话,他就有更大把握获得那笔钱。当然,如果胡佛在第三次海外出使回国后反对总统的优先事项的话,杜鲁门将面临更大的问题。不管杜鲁门对胡佛有多信任,都能在这次任务中获得检验,而杜鲁门自己也甘愿冒险。

现在,政府里有些人在积极密谋,企图削弱总统俱乐部的影响力。正如《》所指出的,派胡佛回欧洲当超级大使惹恼了陆军部的人,“让职业外交家们感到严重担忧。” 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即将上任,德国经济统一的任务应该优先排在他的议程之中。马歇尔很快要去参加莫斯科外长会议,商讨德国和奥地利的最终和平条款。有消息称,让胡佛参一脚“让我们感到迷惑不解,因为我们知道问题在此刻是多么微妙”。德国正遭受严冬,柏林的气温降到了零度,人们因严寒而冻死,食物、燃料和生活必需品太少。胡佛的观点是,德国需要开始依靠自己。但是国务院认为,如果要让德国成为西方的堡垒,这将要求改写波茨坦会晤制定的规则,而规则要求让德国工业疲软到在未来不能发起任何战争。

胡佛回忆:“当我回电华盛顿答应前去和总统谈话时,我很平静。”他最终还是去了。他确保在去白宫之前和国会的共和党领导人见了面;一些领导人后来承认,尽管他们想支持杜鲁门的外交政策,就像老传统那样,他们希望有某种政治掩护。正如《时代》周刊报道,“如果胡佛报告中的观点碰巧和总统的观点一致的话”,共和党议员“将不会因为批准了政府的计划而承担任何责任”。

当胡佛抵达白宫时,正如他所说的,杜鲁门对报纸上的报道“非常愤怒”。胡佛坐到杜鲁门办公桌旁,写下了他对此次任务的看法,这样就不会有误会了。他同意对德国复苏进行“充分研究”,保证完全的自由,尽管杜鲁门提醒他注意“国务院的一些重要人物”。

2月2日,胡佛开始了他为期三周的征途,这绝不是去游览。他已是72岁高龄了。由于当地的政府大楼没有暖气,他还得裹着大衣和毛毯每天工作14个多小时。他几次患上了重感冒,还在纽芬兰的一次DC-4飞机急降中伤了自己的耳。